苗族史研究表明，五千多年前苗族先民就已生活在相对丰饶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一带。苗族古歌里金银都被拟人化了，成了苗族同胞们亲密的伙伴，这体现了苗族“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万物有灵”也是苗族巫文化的核心。苗族是个酷爱艺术并很早就掌握了金银冶炼技术的名族。金银在苗族先民的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对于金银的特殊爱好源远流长。这是银饰在苗族同胞中得以诞生、流传、普及并生生不息的心理基础。九黎蚩尤部落在同炎、黄部落联盟的战争失败之后，其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之后又被历代封建王朝歧视镇压。苗族由于长期的战争、迫于生计的数次全民大迁徙，使得他们的生存坏境日益恶劣。“老鸭无树桩，苗族无故乡”是古代苗族生活的真实写照。

苗族银饰之所以产生，更重要的，是它有着深层的精神动因。苗族在迁徒途中备受磨难，不仅忍饥挨饿，他们更无法解释风雨雷电、洪水猛兽这些对他们生命造成极大威胁的自然奥秘，无法解释他们永远摆脱不了的苦难命运。面临厄运，他们在原居住地就已产生的以巫术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信仰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浓重的巫文化的氛围所笼罩。

苗族的银饰从它诞生之初，就具有巫术的功能。苗族先民相信，一切锋利之物皆能驱邪，银饰是躯邪之上品，还可以消灾祛病。苗族西部方言区因银饰不多，这种功能显得更为现实——他们行路途中在山泉里饮水，要先用手镯浸人山泉消灾而后饮。中部苗族的银饰也部分地保有这种功能。在中部方言区的丹寨，苗族妇女的银围腰链也是驱邪的器物，必须由舅舅请人打制，戴上后终身相随。她们死后的随葬品中，还有特制的小号银角和银碗。过去台江苗族去世，也要在墓穴中洒一点银屑，让银子伴随着他们的灵魂不遭遇恶鬼。

经过数千年的迁徙，苗族来到了两湖、黔东南、黔中、黔西北和云、桂、川、海南岛等地，约有半数聚居于贵州。贵州远离了苗族原先居住地的银矿脉，苗族也丢失了原先的冶炼技术。历史老人的脚步在苗族同胞苦难的迁徙中没能步步向前。而是被封闭在大山深处，与世隔绝，时而停滞倒退。许多苗族同胞又回复到了刀耕火种、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大山里的苗族同胞与金银的惟一联系，就是永唱不衰的古歌和老人口传的故事。金银的余音只能在精神领域中回荡，现实生活使他们远离了黄金和白银。

明朝，贵州正式建省以白银为货币的交易方式逐渐进入大山深处，交通阻隔的苗族聚居区部分取代了他们“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白银才回到了苗族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对古籍的筛查和对苗族老人的访谈，都没有发现在明朝以前有过苗族的银匠出现。

白银进入了苗区的流通领域，便为苗族银饰提供了原料。有的热爱白银的苗族直接把银币拿来作为衣饰，钉于两胸襟边上。更多的是将银币用来打制首饰。于是，苗族佩戴银饰之风便渐渐铺开。明代史籍中开始出现关于苗族佩戴银饰的记载，郭子章《黔记》中称“富者以金银耳珥，多者至五六如连环”。黄金因其价格昂贵，生活贫困的苗族不可能拥有，而白银就成了苗族饰品的惟一原料。过去，为了拥有一件银饰，苗族同胞们只有节衣缩食把毕生微薄的积蓄全部用于此项。

银饰在古代的汉族以及许多少数民族当中都有过流传，而这种流传随着时光的推移遂渐淡化、隐退变成了只能载入史册的非活态、非常态文化。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生活水准的提高，苗族银饰却是越做越精致。如今，在原先流行银饰的苗区，佩戴银饰的苗族人群越来越普及。这源于一种精神力量的驱动，是他们代代相传的、根深蒂固的“金银情节”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