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人类文明的象征，在历史长河里熠熠生辉

青铜器是由青铜合金(红铜与锡或铅)制成的器具，诞生于人类的文明时期，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它的存在就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到历史的璀璨；研究它，我们可以共享文明的光辉。

“信以受器，器以藏礼”，中国的青铜器早期是生产工具，后来就主要发挥了礼器的功能，与古代的礼乐制度融为一体，既成为了沟通人与神的媒介，又成为了社会关系和政治的象征物。

发达的采矿与冶炼业是出现青铜器的基础

在近几十年来，中国光正规出土的青铜器，都已经超过了十万件。

其中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司母戊鼎（现称后母戊鼎）作为青铜器的代表作，更是被当作“镇国之宝”，受到海内外无数人追捧，享有极高的美誉。

司母戊鼎因其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而得名，用陶范法制造而成，至少花费了一千公斤以上的原料，其中铜、锡、铅的含量分别为84.77%、11.64%、2.79%，反映了商周时青铜铸造技术的极高水平。由此断定，当时的采矿和冶炼业已经十分发达。

现在发现的商周时期铜矿遗址大部分都是分布在火成岩和大理岩的接触带上，因为这种地势的氧化矿集中又方便采集，比较符合古代人们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铜矿通常是一种颜色碧绿，纹理类似孔雀的氧化矿“孔雀石”。孔雀石含铜量很高，只要加热到1000度左右就可以练出铜，它又通常和自然铜一起出现，可能就是古人最早用于冶炼的铜矿石。

石器时代的人们在生活中需要寻找石料并进行加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然就会发现自然铜和铜矿石。当他们发展到会制作和使用陶器时，就自然会开始发展铜的采冶和铸造。

早期人们对青铜器烧铸的方式就是来自于烧制陶器的经验，他们已经在制造陶器的时候积累了诸如应该使用什么温度、哪些材料耐火易燃、怎样塑造形态等知识。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烧陶的温度和铜的熔点很接近，陶膜用具也可以直接用来铸铜，两者使用的燃料也是一样的。所以古人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学会了铜的冶炼。

春秋时期的冶炼技术经过了商朝和西周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不仅发展出了配矿技术，能够将渣滓的含铜率降到0.7%，还出现了铜铁合铸，著名的“中华第一剑”就是至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作品。

很显然，技术是作品的基础，没有逐渐发达的采矿和冶炼业，青铜器就不会在那个时代出现数量如此之多，价值如此之高的盛况。

青铜器最重要的两个作用

在几百上千年的发展中，青铜器从最开始的生产工具逐渐衍生出其他的作用，特别是在礼器方面，可谓将器物的价值和人的信仰融为一体。而对于现代研究青铜器的学者而言，其所刻铭文作为一种文化媒介的功能更是极具特色。

1、礼器

《墨子 ·明鬼 》说：“故古圣王治天下也 ，故必先鬼神而后人者，此也 。”

因为特定社会环境的问题，商周时期的宗教色彩十分浓厚，人们因为对神的崇拜和尊重而非常注重祭祀。

青铜鼎就是与神沟通的最重要的媒介物，用于获得神的启示来指导人的活动。商朝人普遍具有图腾信仰，相信兽面和眼睛的神奇力量，所以青铜鼎上常绘有兽面纹并突出眼睛。青铜礼器的形制和材质也同样是为了更好完成这种沟通。

到了周朝，这种迷信程度其实有一定的减弱，在周朝青铜器的功能已经逐渐从“神器”演变到普通的祭祀和文字记录。 《礼 记 ·表记 》 中说 ： “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而“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青铜礼器可以说从宗教领悟迈入了政治领悟和社会领悟，象征性被传播性所取代。

事实上到了周朝，许多商朝的青铜纹饰也都被否定掉了，并且衍生出了新的纹饰，比如说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波曲纹、凤鸟纹和瓦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因为社会的发展让人们的崇拜对象有了改变。并不是说周朝已经逐渐失去了宗教信仰，而是因为人类进一步强大了，已经没有什么动物是人类的敌人，人们需要的，不再是实物信仰，而是超现实的虚幻的代表物。

2、媒介

铭文绝对是中国青铜器的一大特色。《公羊 》 疏引 闵因叙 日： “昔 孔 子受 端 门之 命 ，制 《春秋 》 之义 ，使子 夏 等 十 四人 求 周史 记 ，得二 十国宝书 。” 这里的“宝书”就是指铭文。

当青铜器的祭祀功能下降时，它的铭文作用自然就上升了，甚至从而产生了历史的性质。《左传》里就有记载将刑法刻在青铜鼎上的记录，除了青铜器更加坚硬，保存时间更长，也是因为青铜器本身就有一定的神圣和权威性质。

墨子就不仅认同青铜器的书写功能，还认为 “镂于金石 ”的信息比起其他记载方式更加重要。因为青铜器还具备了纪念碑式的意义，有些青铜器就会专门记载某些人某些时候的战功，可以长久的展示生者的荣耀。

青铜器作为礼器和作为媒介的功能之间是有所共通性的。前者跨越了空间障碍，后者跨越了时间障碍，作为一种带有“永恒”概念的存在而受到古代人民的喜爱。

青铜器的文化和政治传播功能

青铜器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是经得起时光的侵蚀和岁月的考验的，所以它才始终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始终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1、礼乐制度的形成

青铜器因作为“礼器”而得以发展，而礼乐制度正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认为“符号和仪式是传播文化观的思想核心，如果人类行动是一种文本，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解读这种文本。”青铜器就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文本，它是由抽象的“思想”转变成具体的“实物”的，围绕着它的礼乐仪式就是“符号”的互动和实施。

在商周时期的用鼎制度就是礼制的核心内容，成为了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法则。

2、汉字文化的推进

“以铜器记载文字，自商至汉陆续不绝”，中华文化以文字为基础，而文字早期的传播和普及则以青铜器作为媒介。

周朝取代商朝后就继承了商朝的汉字，周天子经常性的“赠器”行为又扩大了汉字的使用范围。后来也是因为青铜器刻字技术的广泛流传，才出现了春秋时代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全部攘括在内的庞大的汉字文化圈。

3、政治权利的宣示

政治传播包括了政治沟通、政治宣传和政治合法性建构。青铜器的创造是转换自然资源的过程，在知识贫乏的时代，能够掌握这一过程的个人最容易被赋予“神性”，也就最容易获得至高的声望。

政治社会学者本顿将权利分为“植人权利”和“施加权力”，青铜器就是同时发挥了这两种功能的。因为青铜器既是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的一种显示，又是政治秩序的一种控制机制。

青铜器所在的时代都是等级社会，都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去实现统治的稳定，而青铜器就是其中最适用的工具。

从工具到象征，是文化维持统治的过程

青铜器的的政治意义始终远大于其他意义，它强化了国家的机能，保障了权利和财富的分配。当它的价值从普通的生产工具里脱离出来的时候，平民就不再有资格使用了。

青铜礼器里有爵、鼎、盘、孟等物，制作非常讲究，有精美的浮雕和花纹，象征了器物主人的身份和阶级。兵器里有戈、矛、成、饿等物，而战争又通常是政治的延续。《红楼梦》中就称豪门贵族为“钟鸣鼎食之家 ”，古文中的“鼎”也常关乎于王权和政权，比如“定鼎”、“迁鼎”、“窃鼎”。

至尊九鼎的说法就是来自于大禹治水的传说，以此象征权利的的至高无上。也正是为了维持这种“神性”，古代王朝总是倾尽全国之力来铸造大鼎。

其实金字塔的建造意义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有金字塔这种巨型建筑的存在，古埃及人才永远相信法老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的不可僭越的区别。这种对法老所维持的2000多年的崇拜，就是对文明的崇拜。

维持统治需要武力，但更需要敬畏，更需要让其他同样拥有武力的人从根本上放弃争夺的想法。只有借助于文化的力量，塑造人们心中的敬畏之心，才能够真正实现统治上的说服，毕竟文化的崇拜永远是最持久、最难以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