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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人物塑石像的资料?很急!!

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牵牛石像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现存两汉大型石刻,尚有陕西省城固县饶家营汉博望侯张骞墓前的1对石虎(或称石辟邪),约雕造于西汉元鼎(前116~前111)年间,虽已严重风化,犹存雄健姿态。另有咸阳石桥乡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出土的石走虎、青海海宴出土的石虎座等。西汉小型石刻,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坝桥及兴平北吴村出土的石虎镇等。
东汉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属石翁仲性质者,有安帝元初(114~120)年间雕刻的河南登封中岳庙前1对石人,作夹道而立、 拱手拄剑状,用方柱形石材雕成,形貌朴拙。原存山东曲阜张曲村、今存曲阜孔庙的2件石人,高约254厘米,雕造于桓帝时期(147~167),胸襟前分别有“汉故乐安太守□君亭长”和“府门之卒”篆书刻铭,神态肃穆恭谨。江苏东海昌梨水库 1号墓的妇女抱婴蜀柱、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的多人物高浮雕蜀柱,其形体虽略小于上述石刻人像,而生动活泼程度过之。
李冰石像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2号墓出土光和五年(182)雕刻的骑马石俑最为出色,通高79厘米,刻画一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怡然自得的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理,显示圆雕技艺益趋成熟。四川省出土东汉石俑较多,其中,重庆江北区鹅石堡东汉墓出土3件伎乐石俑,姿态或坐或立,以刀法简洁、形象生动见称;峨眉双福乡出土农夫、部曲、伎乐等石俑,以形象丰满、神态淳朴见长;芦山石马坝出土2件镇墓石俑,或持锸执箕,或执斧捉蛇,以形貌狞猛为特色。
东汉石刻艺术的成就还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动物雕刻上。山东临沂石羊岭出土的1对石羊(故宫博物院),高95厘米,用矩形石材雕成,胸前分别镌刻“永和五年”(140)、“孝子孙侯”、“孙仲乔所作羊”等隶书刻铭,形象古朴典雅,富有装饰趣味。雕造于桓帝延熹(158~167)年间的汉汝南太守宗资墓石天禄与石辟邪,高约165厘米,虽遭风化剥蚀,仍具挺拔豪迈之气势。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高109厘米,身长166厘米,躯体矫健,神态威猛,保存状况最佳。此外,陕西咸阳沈家村出土的1对石兽、山东嘉祥武氏祠的1对石狮、四川芦山杨君墓石狮及雅安姚桥高颐墓石辟邪等,均属东汉晚期的优秀石刻。
玉雕 汉代玉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不少高浮雕的西汉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乱。风格与此相近者,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圆雕玉人与浮雕玉剑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与螭虎纹玉佩等。
西汉后期的玉雕作品,首推陕西咸阳北郊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圆雕玉奔马,质料晶莹润泽,雕琢精美,此作品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贵族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处还出土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造型浑厚古朴。传世的西汉玉雕如藏于美国萨克勒氏手中的灰绿玉辟邪,亦呈昂首奋进状,背上踞坐羽人,艺术构思和咸阳出土玉奔马相仿。
东汉玉雕,有河北定县北陵43号墓出土透雕加线刻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圆雕玉辟邪等。
陶塑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及受封的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权力;其大宗者,现已发现3批:①1965年秋出土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11个从葬坑中,计有骑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时期某位高级将领。骑兵俑高50~68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约44~48厘米,多数敷彩,制作精美,神态威武(见杨家湾陶俑)。②出自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为步兵俑和射击俑。其中作举臂投射状的射击俑,姿态极生动。③1984年冬在江苏徐州狮子山麓发现2个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皆作四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气势森严。主墓尚未发现,推测墓主人是西汉前期封在徐州(彭城)的某位楚王。
西汉侍女俑,在陕西西安姜村、临潼均有出土,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见无影山陶塑)。
陶塑骑兵俑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反映农业生产的作品,有广东佛山出土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出土持锸执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执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出土的背儿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婴俑、新都出土的持镜执鞋俑、河北内丘出土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出土的庖厨俑、河北内丘出土的舂米俑;反映医疗卫生的,有河南南阳出土的针灸陶人;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出土的各种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出土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出土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出土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县宋家林出土的立式说唱俑等。后者高66.5厘米,作者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我陶醉的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出土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马等。
木雕 汉代木雕继承了楚、秦艺术传统。遗留至今者多属圆雕的偶人车马,木版浮雕仅在江苏盱眙东阳及邗江胡场西汉墓中有少量发现。
西汉前期的木俑,以云梦大坟头、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出土者为代表。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木俑,轮廓鲜明,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尚存战国木雕之古朴遗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木俑,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精致,较战国木俑更为写实传神。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车仗奴婢木俑群,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执斧工奴俑、驾车木马及木轺车等24件,生活气息很浓,人物身材颀长,躯体轮廓极富曲线变化,衣纹质感很强,彩绘服饰鲜丽。
彩绘木俑
西汉后期木俑,以江苏连云港云台高高顶、高邮县天山、盱眙县东阳、仪征县烟袋山、邗江县胡场、湖南长沙杨家湾刘骄墓出土者为代表。其中,连云港出土高51厘米的抄手侍俑,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木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仪征与邗江出土的跽坐说唱木俑或伎乐木俑,手势生动,五官清晰,表情幽默,标志着西汉后期木雕艺术有了长足进步。广东广州皇帝岗出土西汉晚期木船模型,附有5名作片状造型的举桨划船木俑,侧面姿态颇生动。
东汉木雕在河西走廊出土较多,著名的如武威东汉墓出土的木雕舞俑与侍俑、木雕镇墓独角兽、木狗、木猴、木牛、木马、木鸡、木鹅等,刀法明快、造型简洁(见武威汉墓木雕)。
青铜雕塑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西汉初期墓出土的几组铜俑。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 1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出1匹青铜马,高约115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期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土1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遗例如陕西西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出土的铜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状,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出土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铜羽人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出土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铜大马(高约116厘米)、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亦颇足称道。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面形铜支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见彩图长信宫灯(西汉) 河北满城出土)。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的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
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
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
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饰物。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 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显示了滇族匠师非凡的艺术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