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尤无曲的尤氏论画

笔墨水融――我的艺术观

从五岁习画至今已过九十载，我一直都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画笔，越画越感到中国画的博大，越画越能体验笔墨水变化的神妙和愉悦。我认为中国画是世界艺术的高峰，中国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需要并能够继续发展。

艺术的发展总会带着时代的印记和特色，对中国画发展的悲观认识只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并不十分清楚中国画发展的血脉，和真正领会体味中国画所能表达的语言有多丰富和玄妙。而社会的动荡、变革，带来的几代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断层，认识的肤浅，和急功近利心浮气燥的时代风气的影响，也带来了对传统中国画的否认。因此对中国画发展前途悲观的论点，停止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都是不正确的。

就世界艺术的总体格局而言，中国画的地位还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高度，还需要中国的艺术家长期而不懈的努力。中国画在今后迅桐消的岁月里，随着国力的强盛，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世界对中国文化、中国画了解的加强，将为中国画带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但不管将来中国画如何发展变化，有二点是不能少的，一是笔墨、二是人文精神。

笔墨是中国画的根本，人文精神是中国画的灵魂。因而讲究笔墨和人文精神是中国画永恒的课题。我是画山水画的，我认为山水画是通过画家的性灵把握自然灵性的一种艺术实践，一个画家想在艺术上达到一个相当的境界，他必须先从塑造自己的性灵开始，这就是中国画家必须先是个亩知学识丰厚的文人的缘故，而传统高境界的中国画家要有隐逸情怀，淡泊内涵，其实质就是与自然之道暗合，因为天工造物自然形成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无法速成，一个集大成的中国画家，必须有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通过对诸家诸法的长期修炼，集众善以为己有，并使造化与心源自然交融契合，从而达到所谓天人合一之境界。

限于篇幅，我对画理讲三点。

1、书为画之本。书法为绘画之根基，书法功力的深浅直接影响着画家的最终成就。

2、笔墨水融。水是生命的本源，造化万物的生成都靠水来滋养轮渗，因而水与笔墨达到真正的相融，就能与自然之道妙合，夺天工造物之真魂魄，水是中国画生活之源。

3、繁而透，空而厚，画之真境界。

二、通师一附家访是随机抽吗?

通樱盯橡师一附家访是随机抽。家访是抽查的主要是调查和了解学生的生活状况，还有询问学生与家长对学校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脊旁议。江苏省南通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则激是由张謇手创的一所小学，知名校友有尤无曲、杨乐、赵丹、赵无极、陈玘。

三、陈半丁的绘画艺术

陈半丁花卉、山水、人物兼擅，以花鸟、山水画最为著名。陈半丁是“运古派”的高手，他“一方面研究古法不遗余力，一方面发挥个性，表现自我，务以古人成法，运以自然丘壑，加以个人的理想化，造成一种与古不背，却与古不同的，不即不离的绘画。”

陈半丁的花鸟最初学习吴昌硕、任伯年。在他1908年所作的《秋花秋食》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任伯年的影子。他“1924年所作《墨牡丹》扇，大体上都不出缶老规范：花以吴氏的点法写成，枝叶都力求朴厚拙重气息，题字也是一派吴氏风貌……1925年所作的《牡丹图》轴与缶翁几可乱真，花、苞、叶、枝干及数墨点都极为神似，也见功力，只不过花朵将缶翁的圆点变成长点，石头略逊之”。来京后他由专师吴昌硕、任伯年而溯源青藤、白阳、八大及扬州画派、金陵画派。陈半丁临习徐渭的作品很多，但临作的面貌不尽相同。

作于1956年的《墨葡萄》是“只求神似不求圆”，笔法恣意，水墨淋漓，完全是徐渭式的狂放不羁。而1943年创作的《临徐青藤花卉册》画面中的物象并不完全背离真实，造型简约而严谨，是将青藤白阳融于一体的感觉。对于同一题材，陈半丁是广师博览。比如他梅花题材的作品，1932年创作的《梅花扇》笔墨古雅，受金农的影响。1935年所作的《花卉四条屏》中的梅花条可见他对于汪士慎、赵之谦的学习。1940年的《梅花竹石图》中的梅花，有八大的韵致。他还有大量吴昌硕风格的梅花作品，比如1962年创作的《梅、石、水仙》与1964年创作的《牡丹梅花》。他的花卉画造型严谨，如“菊叶是怎样长的，梅花枝干是怎么生的，都合乎它的生长规律。凡那些‘笔不到处’往往已经‘意到’”。“他善画牡丹、菊花、紫藤、荷花……常以洗炼、概括的笔墨和艳丽沉着的色彩，表现不同环境气候下花卉鸟兽的不同容貌和姿态。其笔墨苍润朴拙，含蓄有力，构图上讲究诗书画印的相互作用，统一中有变化”。陈半丁的弟子尤无曲回租誉忆道：“陈先生从传统中来，他画的是陈白阳再加吴昌硕。”陈半丁既师法古人笔墨，又深谙民众的审美心理，将文人高雅笔墨与世俗人情，以及市民的审美喜好相结合，因而他的花卉作品雅俗共赏。“但有时关注形似使他放不开手脚，故有人称其画为‘小写意’；有时留恋色彩的浓艳与真实，难免使画作‘失去魂魄，五色无主’”。

20世纪初的山水画家不再甘于临摹“四王”，往往由“四王”上溯明代、宋元乃至五代诸家，同时临习“四僧”，“扬州画派”的风气盛行一时。陈半丁置身其中，山水画走的也是相同的路子，由“四王”入手，主要师法石涛，于石涛画风中加入宋元古意，形成个人苍润秀美，简约疏放的面貌。从其早年所作的几幅绢本山水中可以了解他从临习“四王”入手，只是早年的作品稍欠笔力。其作于1948年的《竹溪清话》，1949年的《拟郭河阳〈秋山图〉》，都是一派宋元人气象。有趣的是他一幅作于1935年的《山水画》中题道“略师梅道人”。画面中一派南国景色，近景是湖边石岸；中景是柳堤及茅屋、人物，中景右侧有间茅舍，一捧物童子从茅屋中走出，中部茅舍外有三人围坐，岸边的柳树枝条在微风的吹弊启段拂下飘向一边；远景是远山。相对于传统的“三段式”构图方式，此幅作品中的近中远景呈三条平行线。画中的山石以湿笔画出，虽用湿笔，但不含混，笔路清晰。梅道人吴镇向来以湿笔重墨画山水，构图奇险。此幅作品构图新颖、奇而不险，画中颇具宋人笔意，画风古雅清新，与吴镇似无太大关系。

1930年创作的《浔阳琵琶》中题道“略以大涤子法写之”。此作品“既汲取原济讲究墨法，纵横跌宕的气势，又善于结合元、明两代文人山水的蕴藉温润”。1908年的《临清湘山水册》和1910年的《临大涤子山水册》，选取了石涛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临清湘山水册》画面多选取近中景，用笔紧致，用墨水气淋漓，将沈周、石涛、宋元风格相杂糅。《临大涤子山水册》构图复杂，用笔较前作细碎，学石涛的干笔皴法，但整幅画作山石树木的造型又不全似大涤子，他是在有技巧的巧妙地学习石涛。其画于1965年的《隔浦群山》与画于1943年的《石桥观瀑图》，都是“意在董巨之间”。但是1943年的作品中石涛的痕迹似比董巨更为明显，画面中“用了许多大墨点来强调画面上的一致性”。在山石的造型上采用石涛的方形的山石结体形式。1965年的《隔浦群山》采取高远构图法，画面境界开阔，山头以焦墨点苔，山石用干笔皴擦，设色旁和古雅，得董巨“平淡天真”意味。

陈半丁是一个“兼宗数家者……能兼蓄并收，不限一格，不拘一隅……能脱去一个人的羁绊采取众人的所长，因所习既多，自然能将名家于不知不觉中参合为一，以形成自己的面目”。陈半丁的花卉主调是“陈白阳再加吴昌硕”，他将吴昌硕、赵之谦金石书法的苍劲寓于画中，将华新罗的清俊，金冬心、汪士慎的疏放掺杂进去，同时习得青藤、白阳的水墨淋漓，所以他的花卉画中少了几分吴氏横扫千军的霸气，多了几分俊秀清新润泽，老练而不重拙，清秀而不怯弱。陈半丁的山水画主要习石涛，但是在石涛中加入宋元高古意趣，同时将石涛的笔法、墨法加以简化，形成一种更为疏放古雅的个人风格。

陈半丁的临习对象乃是当时社会、当时画坛的某一派的共同选择。当时的画坛“革新派”与“传统派”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论争，看似热闹非常的画坛其实只有两种选择。“画家在选择画风时，并不是全然自由的……各类型绘画在渊源上的复杂性……画家风格的选择早已形成一套理论结构，不同风格意味着不同的深度内涵”。作为“平常谈艺，没有不提到‘缶老’的”吴昌硕亲授弟子，陈师曾和金城的好友，他当然选择了金石派与传统阵线。

但是，作为20世纪初期到中期北京画坛的领军人物，将海派画风带入北京画坛的先锋人物，今天的人们忘却了他曾有的辉煌及艺术的成就。陈半丁绘画的艺术价值在当代艺术市场上被低估，这既有因研究的空缺所导致的认识空白，也有因宣传不够导致的知之甚少。但面对今天这样一个浮躁的画坛，一个呼唤传统回归的当代，陈半丁绘画的艺术价值更值得被重新认识。

画作《松菊图》赏析

此画为陈半丁中年以后较成熟的作品，笔墨苍润朴拙，很好地体现了陈半丁诗书画印结合的风格。

画面笔法十分自由，似信手涂抹，却将老松、秋菊之貌毕现之上。松针以浓墨和花青绘出，层次丰富，而处于主体地位的树干部分却以淡墨粗写，反为松针做衬，含蓄有力，深得文人画写意之精蕴。陈半丁善写菊，画面中黄菊花瓣姿纵，色泽鲜明，点醒整幅画面。树干运用了点苔的方法，画谚中有所谓“画布点苔，山无生气”之称。陈半丁以点苔于简略的笔墨中求波澜变化，使老松顿显生气。此图平中见奇，意境疏爽俊逸，充分体现了画家化平实为奇境的艺术造诣。